202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这4个区域的发展很重要

时间:2020-01-01 09:21 来源: 作者:萧县新闻

  导读:2019年即将成为过去,这一年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这4大区域出现了哪些巨变?未来又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2019年的最后一天,21世纪经济报道重磅推出“年终特刊——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本篇聚焦区域最新发展态势。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  者丨李振、卢常乐、李果、宋兴国、冯梦宇

  编  辑丨耿雁冰、黎雨桐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相信2019年以来,你已经对这些名词不再感到陌生甚至是印象深刻。在高举“高质量发展”的当下,这些名词背后更是潜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脉络。

  2019年即将成为过去,这一年里,这4大区域出现了哪些巨变?未来又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这2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每一位中国人。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重磅推出“年终特刊——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从这4大区域切入窥探2020中国经济的大走向。

  打造全球开放最高级:粤港澳大湾区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新体系

  隆冬之月,南粤大地一片热火朝天之景。一座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相当于63个足球场大小的横琴新口岸,进入最后校验阶段。这座促进湾区互联互通的新大门,也即将成为开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门户。

  距此20分钟车程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澳邦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澳邦制药”)技术总监刘帝恒也热情满满。其公司研发部门落地横琴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打开了莫桑比克等海外市场,现正积极开拓内地市场。

  越来越多像澳邦制药一样的企业纷至沓来。2019年前11月,广东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项目)13147个,实际利用外资1424亿元,增长3.3%,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其中,医药制造业更是强劲增长65.3%。

  历经40年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在受访专家看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新动力(310328)、打造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典范,既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也应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题中之义。

  创新驱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一个平台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带动泛珠三角区域,甚至是引领整个中国更高质量的发展。

  在他看来,大湾区的开放性、包容性、市场化特质,最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新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创新发展的示范区,新形势下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领头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此观点也颇为认同。他通过调研和走访发现,当前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广东特点突出,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以往重视要素驱动逐渐转移到重视创新驱动。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2018年广东研发投入达到了2704.7亿元,研发强度达到了2.78%,在全国排名第一。”张燕生说。

  实际上不只广东,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已经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的强劲“新引擎”。据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7%,处于国际一流水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有超过40万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除此之外,作为衡量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在专利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4-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由103610件增加至330832件,增长219.31%。近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已超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

  在张燕生看来,创新正在驱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定位之一就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首要任务,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有共识、最具优势的地方。

  粤港澳大湾区 图/图虫

  探索构建制度性开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但与其他世界著名湾区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例如,粤港澳大湾区2018年GDP总量为1.64万亿美元,虽然超过了0.83万亿美元的旧金山湾区,但仍落后于1.8万亿美元的纽约湾区和1.92万亿美元的东京湾区。

  尤其是在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和每平方公里GDP产出上仍远低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

  在受访专家看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构建创新发展动力,还要积极主动地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新体系。只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才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燕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接下来要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就要考虑如何打造全球开放层次最高的区域。“这就意味着,除港澳外,广东如何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基础上再向前迈一大步。包括如何在规则、制度和法治层面与国际高标准衔接,真正推动规则现代化、治理现代化。”

  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善民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方向是制度性开放,而非继续政策性开放。“以往政策性开放带来的减税降费等优惠力度,已经不适应更高水平开放了。未来要开放,一定是把国际最先进的诸如贸易规则、公平竞争等制度环境放在某个区域试验,然后再向全国推开。”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也公开表示,通过建立负载一定功能的战略平台,围绕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先行先试,是数十年来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摸索到的一个成功做法。这一点广东深有体会,也深受其益。

  李善民拿FT账户落户广东举例称,FT账户的实施就是依托了上述模式。FT账户落户首先是将自贸试验区作为试验田,既保证了境内外资金流动,又防止了其带给内地的金融风险。

  正是依托于此,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推进体制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贸易规则衔接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数据显示,自2015年4月正式挂牌运作以来,广东自贸试验区形成了456项创新制度,其中推广到全国的38项,向全省复制推广了五批122项。

  长三角一体化周年记:高质量发展走向纵深 引领区域经济新动能

  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开始,到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历经37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方案调整、探索实践到最终政策落地,走出了一条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2019年无疑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落实的关键一年。从上半年的战略认知大讨论,推动纵向领域的协同创新,到下半年达成战略共识,致力于推动规划设计等顶层领域的落实,长三角一体化走过了过去30多年间极为关键的一年。

  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成为支撑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理念在《规划纲要》的实践内容中被着重强调,并指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预示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在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已经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长三角地区,在经历多年探索与实践后,必将在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协同、优势互补、资源配置等关键一体化探索中发挥引领性作用,为其他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受访专家表示,回望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方面既有从宏观谋略大讨论到具体实践行动,亦有对目前国内外现实情况的及时响应,同时也给未来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政策自由空间。

  一体化协同走向纵深

  2018年首届进博会期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成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落地实施的重要时间点。纵观年内的战略推进情况可以发现,在推动区域内部协同,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长三角地区已经走向纵深。

  从1月3日,上海、江苏、浙江与安徽四地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到3月份密集推动地长三角医保异地结算、教育一体化和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等协同举措,在市场、资本与民生等领域逐渐打破传统隐形壁垒,纵向推进一体化。

  进入5月至7月间,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长三角电力一体化、养老一体化,以及地铁扫码互通等基建、服务领域的一体化协同也逐个加速。而后,三省一市纷纷出台实施方案,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实践开始从纵向突破,转向顶层设计系统化布局,由此建立了“N+1”的规划体系,“1”即为《规划纲要》,“N”则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协同发展、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多个专项规划。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长三角一体化开始进入实施推进阶段,9月上海、合肥等9城签署《深化G60科创走廊九城人才交流合作协议》,为科技与制度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打造先行先试走廊。10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正式获得批复;直至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纵观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这一国家战略从制度建设走向探索实践,从纵向逐个突破走向横向规划协同的显著特征。其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获批,更是成为体现长三角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向跨区域协同纵深制度突破的关键之举。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2019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落实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看,上半年更多地是在战略认识、战略目标等领域推进自上而下的共识,下半年则主要是将这一战略共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去。

  “这一整体特征,通过对比5月份审议通过的《规划纲要》和12月初正式发布的规划内容就可以体现出来。”曾刚告诉记者,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方案更多是偏宏观的战略目标,而下半年正式发布的方案内容,则首次具体地指出了每一个战略推进的具体路径与内容,从侧面也体现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已经走向纵深的发展特征。

  图/图虫

  城市群进入新发展阶段

  事实上,经历了关键的2019年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2月1日最新出台的《规划纲要》,从战略的协同、定位、空间和路径等方面对长三角区域未来发展做出了具体谋划与布局。

  其中,作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长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成为其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进程中的关键抓手之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包括上海、南京、合肥、杭州和宁波共5大都市圈的协调联动,以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根据规划,三省一市未来除了要在基础设施、交通通勤、共同服务等方面深入推进上述五大都市圈的协调联动发展外,还要求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的联动,构建上海大都市圈;要求加强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以打造东中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典范;同时要求推动杭州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的联系,来推进杭绍甬的一体化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纲要》还明确了五大都市圈的定位与目标。包括上海大都市圈需要将苏锡常都市圈囊括在内,形成与周边的嘉兴、太仓和昆山等区域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杭州都市圈需与宁波都市圈之间做好“紧密对接”与“分工合作”的任务;而南京与合肥都市圈则需要在各自区域内发挥核心作用,推动二者间的联系与协同。

  “《规划纲要》的正式印发,为接下来长三角都市圈的协同联动指明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以来长三角各都市圈的发展,相互之间有部分重叠的范围,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区域的开发与联动,打破传统的行政隐形壁垒。

  因此,《规划纲要》提出了长三角五个都市圈的协调联动,且提出了在毗邻区协同、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跨界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以及规划打造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和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等具体举措,皆是长三角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推进路径中,需要率先取得协同联动一体化成果的关键领域,也是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抓手。

  曾刚则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要发挥重点城市群在未来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与《规划纲要》中明确长三角五大都市圈的发展任务一脉相承。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长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经济增速、发展轨迹,还是发展质量等方面都需要达到更高的要求,从而进入引领其他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五周年:市场主导仍需加速改革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五年即将结束,成绩如何?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三地在交通、生态、产业三大重点领域先行启动,率先突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大先行领域中,产业转移升级和协同发展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支撑,也是新时代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京津冀三地间产业定位与产业分工日益明晰,地区之间产业融合水平逐步提高。多位受访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当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2+4+N”的产业合作格局正在加速建立。

  北京 图/图虫

  通州与雄安:“一核两翼”开始落地

  根据规划,京津冀三地在产业协同领域,将打造“2+4+N”的产业合作格局。具体来看,就是两个集中承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张承生态功能区;“N”即一批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和专业化产业合作平台。

  2019年,“2+4+N”的多个关键节点,开始陆续落地,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1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驻地迁址公告》,东迁北京城市副中心。随着北京市四套班子陆续东迁通州,城市副中心开始加速发挥其北京非首都功能“市域内”集中承载地功能。

  今年12月,首批33家科技创新企业集中入驻北京城市副中心,并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创新中心安家落户。另外,定位重点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城市副中心三大功能节点之一,运河商务区企业入驻速度也开始加速。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核两翼”的另一侧,北京非首都功能“市域外”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也在2019年编制完成了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的控制性规划、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白洋淀生态治理及保护规划,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8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雄安新区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共有20余家央企、40余家金融机构、100余家知名企业落户新区。

  9月,大兴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其临空经济区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将构建以航空服务为基础,以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临空产业集聚为目标,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临空经济区。

  大兴机场 图/新华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四个片区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片区总面积19.97平方公里,其中北京方面9.97平方公里,作为全国唯一跨省建设的自贸片区,其未来的协同发展模式值得关注。

  对此,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总体来看,自上而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已经基本建立,相关顶层设计与规划体系也已经基本完善。在此背景下,关键节点的建设,将对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区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因此,随着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关键节点开始渐次进入实际建设和产业形成和落地阶段,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将会迎来加速发展的时期。

  雄安新区 图/新华社

  疏解与承接: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9年,三地都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首都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贵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与此同时,北京针对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机构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的疏解仍在继续。

  李国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虽然从这两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北京在产业疏解的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阵痛”,但也要看到,包括环球影视城、运河商务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怀柔科学城等一大批承载着北京产业提升功能的项目和产业园区还没有进入发力阶段,这些都会在未来成为北京新的经济增长点。

  天津方面,服务业快速提升,货币金融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业等行业集聚程度较高。

  其中,作为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之一的天津滨海新区,重点打造滨海—中关村(000931,股吧)科技园、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北方航空物流基地、南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未来科技城“五大载体平台”。

  以滨海新区下属的天津港(600717,股吧)保税区为例,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保税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签约项目数超过380个,协议投资额累计超过1200亿元,搭建了天津航空物流区、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空港保险产业园、天津滨海新区临空产业区等一批优质载体平台。在航空、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多个行业都形成了京津冀地区相关产业的重要配套环节。

  另外,河北的第二产业优势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力。2018年末,河北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0.7万家,占京津冀区域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总量的52.7%。

  对此,张贵祥指出,河北近年来非常重视绿色发展,张家口的冬奥会、高铁带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如新能源产业、冰雪产业、生态旅游、大数据产业等。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出于京津冀生态一体化的考虑。

  现在与未来:市场主导如何实现?

  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仍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任务。

  未来,北京还将继续探索减量刚性约束下高质量发展。完善增减挂钩倒逼机制,充分调动各区推动减量发展的积极性。

  不过,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的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看来,三地的协同发展的开始阶段,需要依靠政府引导,但想要产业转移可持续,一定需要依靠市场主导。目前来看,两地还缺乏一些“硬条件”。

  薄文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首先,天津、河北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是落后的,缺乏相关的上下游产品配套能力。其次,天津、河北的产业转移平台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教育、卫生业相对滞后,但这部分服务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而对于如何做到“市场主导”,张贵祥认为,政府对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域的选择,是出于空间合理布局的考量而进行的。能否让市场主体自愿选择这些集中承载地,还是要看当地能否形成有利于产业集聚的环境,在政策、成本、效益上,形成对企业多方面的吸引力。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疏解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深度提升,形成差异分工。要利用北京地方科研资源丰富的优势,在产业链的研发环节更多发挥作用,产生创新成果;再通过市场机制,在周边实现成果转化。要搭建平台,降低配套成本,通过特色产业的发展,形成完备的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体系、产业环境,构建跨区域合作的功能链条和产业链条。

  赵弘认为,未来的产业协调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革创新,完善跨区域的税收机制。在产业发展当中,解决影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建设相关的软环境。

  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期中考”:中间带城市跨区域合作进行时

  12月上旬,一场关于成渝城市群如何发展的研讨会,在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遂宁市举行。

  与会者中不乏国内长期研究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专家学者,大家讨论激烈,亦有所隐忧:从时间节点看,这个西部经济体量最高的城市群的“期中考”已经非常接近——2016年出台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

  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认为,目前成渝城市群的总体状态“还仍像一群城市,而非一个城市群”。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大树则以长三角城市群类比,他指出,尽管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交通已实现1.5小时通达,但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便利化程度仍较落后。

  而其后追兵甚紧,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加速发展,以期和成渝城市群争夺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中国城市群“第四极”。

  对于上述种种挑战,一个较为明确的共识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成渝城市群实现“经济、生活品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目标,如何切实有效的培育除成都、重庆之外的次级核心城市,将是“迎考”关键之举。

  解决城市群中间带塌陷

  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就区域经济而言,则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成渝城市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是: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中间带城市,缺乏一个副中心城市。

  截至2019年三季度,成都GDP达到12047.26亿元,重庆市为16073.56亿元,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其他城市,GDP最高的绵阳市仅1873.47亿元,仅为成都的15%、重庆的12%。

  暂且不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即使是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其核心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的GDP差距亦未有如此距离。

  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盛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发展城市经济的过程中,过去的做法更多是把城市拆分细划为行政区划和主体,调动城市内部的积极性来推动经济发展”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数量型的发展已经不适应,这需要以创新模式促进资源要素的集聚,优化原有的资源配置”。

  盛毅认为,如果依靠成都和重庆两大都市圈的经济影响力,去推动成渝城市群内部的众多城市发展,时间较为漫长,其中的阻力之一是,每个市、县区都有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培育任务,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合力。

  “当行政阻力大于经济引力时,便需要以区域整合的方式,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他说。

  基于此,盛毅提出,在成渝城市群中间带城市中,要发展多个次级都市圈,需要进行适当的行政区划调整,“中间带的很多城市,市域面积较小,难以承接人口和产业转移,而在行政区域化调整后,则有利于生产力空间的布局”。

  以遂宁市为例,盛毅提出,尽管其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

  “但其内生发展能力较弱,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城市发展,不仅过程很长,且不利于抓住产业发展机遇,如果遂宁市能够扩大行政区域,将掌握更多主动权,促进城市加速壮大”。

  盛毅同时提出,不仅是简单的行政区域调整,对某些城市的部分或全部功能托管和代管,亦是可行方法之一。

  成都 图/图虫

  中间城市新区设想

  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合作共赢是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四川省内部一直有建言:

  作为成渝城市群次核心区域的内江市和自贡市,尽管在2018年签署了《推动内江自贡同城化发展合作协议》,但两座城市如何做大经济总量方面一直未有突出进展,因此是否能以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赋予两座城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四川省内部成立“自贡内江新区”,其核心区域内的产业布局由两市共管,其余区域则作为协管区。

  但这与过去的行政区划调整相比,涉及到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事项,按程序应由内江市和自贡市人民政府分别逐级上报国务院审批。

  同时,四川省民政厅对此作出的回应称,“内江、自贡合并”属于上述行政区划调整建议,是事关内江市、自贡市乃至我省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涉及面广,牵涉部门、人员多,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尚需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评估。

  在四川省积极解决内部城市发展问题的同时,重庆市亦未将成渝城市群发展的问题悬停案上。

  事实上,自2019年7月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学习考察后,重庆在与四川省、成都市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做出了诸多努力——如重庆和四川共同签署相关工作方案或工作协议,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新(重庆)项目发展等。

  12月18日,重庆海关、成都海关在重庆还签署了“共同推动成渝经济区开放发展合作备忘录”,以促进成渝城市群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其中包括“共同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共同推动完善口岸开放功能、共同支持外贸优势产业发展”等。

  但重庆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重庆城市提升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劲松认为,“目前成渝城市群内部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互动”。

  他认为应该进一步推进城市群内部的次级经济带中的中小城市发展,如交通、产业互补发展,加强城市之间的紧密度,“什么时候中间带城市起来了,才能真正称为成渝城市群”。

  跨区域合作进行时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MBA教育中心主任邱冬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成渝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是要实现产业方面的合理分工。

  邱冬阳表示:

  “产业差异化发展,并非是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功能区,而是在同一个产业链上差异化发展,即不同城市根据自身产业基础,承接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最终形成上中下游的完整梯度。”

  事实上,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期中考”,成渝城市群内部的众多城市并未停留在“等政策”、“要资金”的阶段,而是已经开始了跨区域的城市合作。

  以四川省广安市为例,其推出跨区域合作新方式:对内加强蓉广合作,即企业的研发创新在成都,生产转化放在广安,而又依托广安与重庆毗邻的地理优势,承接重庆的产业转移,从而实现成都与重庆产业合作的“岛链”。

  此外,广安市还制定了《建设川渝合作示范城市推进方案》,将和重庆在规划、交通、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机制体制六个方面开展合作;乃至在广安的“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准备中,与重庆保持密切对接,以谋划合作大框架。

  重庆 图/新华社

  不仅是广安,据参加上述研讨会的遂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夏海荣介绍,目前遂宁已与重庆的潼南区在推进涪江干流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建设、涪江复航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实质性合作。

  毗邻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资阳市,以“成渝门户枢纽型临空新兴城市”对城市重新定位。同时还与重庆江北机场所在的重庆渝北区,以跨区域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临空产业建设。

  而根据相关计划,四川省与重庆市毗邻的6个地级市:泸州市、遂宁市、内江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共同将成立“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毗邻地区合作联盟”;此外,还将重点推动广安、潼南、达万、泸内荣永等川渝合作示范区协同发展,促进条件成熟的地区加强分工协作,推进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潼南片区建设,深化泸内荣永达万、成渝轴线区(市)县等经济协作区合作,推动潼南、大足、荣昌、资阳共建成渝中部产业聚集示范区,建设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进而推动川渝毗邻地区协同发展。

  邱冬阳还认为,成渝城市群在面临其他城市群竞争的情况下,需要增强抱团意识,即共同努力将“成渝制造”的概念推向市场——在新的形势下,成渝之间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内部竞争中,应瞄准全国市场和海外市场,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目标,整体打造成渝城市群产业。

  交通方面的缺陷亦需要加快弥补。王大树建议,参照长三角城市群的交通便利化程度,成渝城市群内部应该实现以成渝高铁为主、多条城际铁路为辅的复合交通网络,以缩减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邱冬阳则提议,成渝城市群应效仿东京都市圈的经验,在高铁坐席上优化配置,推出“固定坐席”和“自由坐席”,后者方便商旅客人,不用提前订票,随时进站随时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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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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